【左担道】群体暴力事件：中国成长的阵痛

【左担道】群体暴力事件：中国成长的阵痛


作者：左担道
自从中国经济开放以来，邓小平理论：先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再带动更多的富起来的理论，成功实施以来。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，整体性得到提高。人们也不再满足于够吃够喝的低级阶段，而在精神上有了更高的要求。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地增强，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也越来越多。

在汶川地震，中国的新闻对外开放的态度，就受到国外媒体的好评。

从瓮安事件、重庆三亚等地的的士罢工事件、以及最近的陇南政府受冲击事件……国内的媒体都有报道，不掩盖真相，敢于直面问题，不护短不遮羞。从最近的这一系列事件中，可以看得出，以胡锦涛主席以及温家宝总理所领头新的政府，已经注视关注民生的这种需求和渴望。政府通过媒体开放的政策，试图改善并努力让政府透明化，乐意接受公众的监督。政府的这项善举，无疑是对弱势群体——老百姓最大的保护。

中国政府对新闻的开放态度，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，也是顺民意而生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人们对自身权利越来越多的需求。媒体一向都是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：政府的政策需要媒体的宣称，让老百姓知道；而来百姓的需求也是通过媒体，让政府知道。媒体的开放无疑会使，人们和政府之间交流的渠道更通畅，避免更多的误解。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，期间或许会有痛苦、有矛盾、有误解，但它却是中国进步的一个标志。

最近多起群众暴力事件的曝光，甚至有一小撮不怀好意的人利用鼓惑煽动对政府的不满，导致不少群众的悲观。左担道认为，中国的人们毕竟受鼓惑的人很少，中国人在经济生活改善的今天，中国人的文化教育也普遍得到了提高。中国人不再是无知愚昧的人，可以任人鼓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和大脑。群众事件接连不断的出现，对于中国并不是坏事，它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所产生的一个个很正常的现象。任何事物的成长都要经历一个成长的阵痛期，这是每个新兴国家成长所必须经历的。只有在碰撞和磨合中，中国的政策才会获得更人性化、更完善地补充。中国政府能够正视这些矛盾，并乐于解决矛盾，这不是任何政府都可以做到的，它需要勇气和智慧。

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期。中国人们在进步，如果中国政府的某些地方官员，而停滞不前，依然维持于“官僚主义，无错就是功”的不倒翁做官原则，就会造成民众对政府无作为的不满，最终激化导致民众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。值得欣喜的是，重庆以及三亚当地政府，面对的士司机罢工，能够迅速出击及时了解处理矛盾，与民众对话，为民所想很快平息了这场矛盾。然而皖南的领导层显然处理问题没有到位，最后只有以管制的方式来平息这场冲突，这只能说明陇南负责人，做法最终没有得人心，无论这场冲突是不是受到他人的挑拨，但当地政府征地事实在先。

“11月17日上午，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，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他们的住房、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作出答复。市委、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同志及时进行了信访劝解，但上访人员不听劝阻。到下午3时许，上访人员增加到200多人，打出“反对搬迁”的横幅，喊着“反对搬迁”的口号，并围堵了市委大门，致使聚集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。晚上7时半以后，大约400多人陆续强行进入市委后院。”

以上信息来源于陇南的一个媒体。据左担道所知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边陲，是汶川地震中，在甘肃受灾最重的地区。那里的人们才刚刚从震灾的恐吓中惊醒过来。左担道离甘肃很远，所以并不知道当地赈灾重建情况怎么样。但陇南市政府在这个时间，花大量人力物力搞什么行政迁移，显然很不合时宜。这明明是与灾区重建“抢食吃”，与灾区人民从国库“抢钱花”。

陇南处于大陆中部，信息不应该象沿海地区那么通畅。这次陇南冲击市政府事件，应该受重庆、瓮安事件影响很小。再说：陇南人和重庆三亚人都同属中国人，为什么人家的当地政府能够妥善处理，而陇南政府的领导人就没有能力与民众对话。可见陇南政府领导水准，很难与发展的中国相匹配。在上面的报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午到晚上7点出事，由起初的30人，到后来的400人。中间所耽搁的这四五个小时里，皖南政府的市长做什么去了？难道官架子放不下，不能出去见见这些闹事的“贱民”？连当地的官方报道都这么说，上访的群众仅仅“要求个答复”，难道他们的要求过份了吗？这个“答复”就这么难？乃至闹到整个中国及世界上最恶劣的丑闻才罢？

所谓“堵水不如疏水”事情虽然在管制下平息了，但能平息人们心中的不满吗？可见陇南事件的发生，就是官本位思想在某些官员的心理作怪，那种高高再上的官太爷的优越感，在他们的身上获得深刻的体现。在最后不得不引用陇南书记王义，灾后的那句话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人民的儿子！是啊？如果中国的每个地方官员，都能如其所言“亲民如此”，将是中国之富，中国之幸！（左担道）